世界聚焦：创造“余欢水”的他，写了部“非套路”刑侦小说

作家余耕。 受访者供图

■《最后的地平线》

【资料图】

作者：余耕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两个人不走寻常路，虽然能够以非常规手段侦破案件，但是也给自己的从警履历蒙上一层阴影。这样的警示自始至终贯穿于小说中

《法治周末》记者 郑超

6月初，刑侦小说《最后的地平线》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据了解，这是一部有反转、有智斗的“非套路”刑侦小说，作家余耕讲述了两个上大四的警校学生（范华阳、宋博衍）在实习期间接触到一起恶性杀人抛尸案的故事，他们发现线索并掌握证据，结果身陷局中局……

有媒体评，这部作品描写了复杂的兄弟情，以及扑朔迷离、不可预测的办案过程。小说中的两位男主角拥有挑战一切不可能的勇气，以及殊途同归的命运。

余耕，“70后”作家、编剧，其都市荒诞喜剧小说《如果没有明天》曾获第十七届百花文学奖，根据该小说改编的网剧《我是余欢水》成为现象级短剧。

不久前，《法治周末》记者联系到余耕，他透露，“已经有多家平台和影视公司在询问这部小说的影视剧版权，目前还在评估中”。

围绕《最后的地平线》创作背后的故事，《法治周末》记者对余耕进行了一次专访。

创作初衷来源于从警经历

《法治周末》：这次首次试水刑侦小说，有何感触？能否谈谈小说创作初衷？

余耕：刑侦故事的关键点是逻辑，需要把抽丝剥茧的过程倒过来铺垫，这是刑侦小说与其他题材小说最大的不同，作者需要有极大的耐心。一个好的桥段，即便有一个细节有悖常理，便要舍弃不用。这样的取舍在写作过程中经常出现，这也是写作刑侦小说时较为痛苦的地方。

可能每个男孩子小时候都有一个警察的梦想，我也一样。从体校毕业后我就被分配到山东省淄博矿务局公安处刑警队，在那里工作达5年之久。

后来，我辞职去了北京，但一直跟原来的同事们保持着联系，如今矿区公安处早已改制成为淄博市公安局柳泉分局，前段时间我还回去看望了当年（刑警队）篮球队的一位队友。

因为职业生涯中有过这样一段从警经历，所以我在从事写作之后便一直想写一部警察小说。文学写作者往往都会把自己最熟悉的领域作为创作背景，此前我之所以迟迟没有动笔是因为离开警察队伍太久了，怕自己不能很好地写出这个特殊群体的特点，所以一直拖到前年才开始创作《最后的地平线》。

对小说中人物形象的塑造可能更多来自我的愿望，就是我想象中的“好警察”的形象。但是人无完人，所以我写了一个双男主的故事，我觉得宋博衍和范华阳两个人的合体才是我心中的那个完美警察形象。

再离奇的案件落点也在人物上

《法治周末》：公安、刑侦题材作品多以侦破扑朔迷离的案件凝聚吸引力。相较而言，《最后的地平线》在人物塑造，叙事方式，氛围营造等方面有哪些亮点和创新性的突破？为什么说《最后的地平线》是“非套路”刑侦小说？

余耕：我不敢说有什么创新和突破，所谓的“非套路”大概是因为我没有着力于案件案情的渲染，而是主要着墨在人物塑造上。

小说中，范华阳的倔强里面有着不为人知的妥协，宋博衍的懈怠中也有不被人理解的执着。

读者在阅读中，也可以把他们两个人看成一个合体。

为了不让案件和侦破过程湮没人物，我刻意把同一个案件延宕开来，用近十年时间、用同一批正反人物来相互角力。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我还是着力写人，因为再悬疑、再离奇的案件最重要的落点还是在人物身上。作案的是人，破案的也是人，人与人的较量、人与自己的博弈最终决定案情走向，这是我在刑侦类型题材小说方面做的一点探索而已。

《法治周末》：你平时有什么样的写作习惯？在创作前期，是否需要采访一线刑警，或到现场调研？哪些现实中的人物形象是你写作灵感的来源？

余耕：一旦圈定要写的题材，我便会把这个题材放在脑子里“滋养、发酵”，这个时间或长或短。例如，《最后的地平线》在我的脑海里“滋养”了十多年。

所谓“发酵”则是因为题材在脑海里扎根，触角便会主动留意与之相关的信息，直到某一天，某一个信息触发灵感生成一个“可能”的故事，我就会开始动笔写作。写作其实就是把脑海里经历过“滋养和发酵”的东西罗列出来，再把那个“可能”的故事逻辑化使之落地。

我都是在写作过程中做采访、调研这些事情。写作《最后的地平线》时，距我从警的年代已经过去了将近二十年，很多办案手段和法律条文都有了很大的调整和改进，我不得不时时向原先的同事请教。

刑侦类题材专业性很强，创作者不仅需要对法律知识有深入了解，而且还要熟悉现场勘察以及侦办案件的流程等相关专业知识。因为越是专业也就越能吸引眼球，让外行看着新奇，让内行也挑不出毛病。

因此，很多刑侦类题材的文学或影视作品大都由有警察从业经历，或者本身就是警察的作者亲自操刀，例如，这个行业的佼佼者吕铮老师。

《法治周末》：《最后的地平线》有怎样的隐喻？你希望向读者展现什么样的刑警形象？小说中哪些情节重点突出了这一特殊群体的职业特点？对于读者而言，可以从这部小说获得什么样的启发？

余耕：最早这部小说在《啄木鸟》杂志刊发，当时的名字叫《永远的地平线》。出版单行本的时候，编辑老师说已经有两部小说都叫这个名字，最后才改成《最后的地平线》。

地平线是这部小说的书名也是意象。警察是地平线上维护正义的一道防线。转念之间，一步天堂，一步地狱，地平线则是天堂和地狱的分界线。

范华阳和宋博衍都是不按套路出牌的警察，既有年轻气盛的一面，又有恃才自负的一面。但是刑警是需要行事作风严谨的工作，两个人不走寻常路，虽然能够以非常规手段侦破案件，但是也给自己的从警履历蒙上一层阴影。这样的警示自始至终贯穿于小说中。

个性或许是刑警的双刃剑，如何能够做到不违反组织纪律又能顺利破案，这或许是每个刑警需要斟酌和思考的。另外一个反映刑警生活侧面的情节就是耐心和隐忍。宋博衍为了保全外籍线人的安全以及履行自己的承诺，不惜牺牲掉自己穿上警服的最后机会，甚至可以以身犯险。而范华阳最后历尽艰险把四面佛送到缅甸，也表现出一个警察的职业素养。

刑警也是普通人，就如你我一样。脱下警服的他们，与普通人绝无二致。但警察是一个特殊的职业，警察职业之所以在普通人眼里是神圣的，因为捍卫法律、维护公平、匡扶正义、保护弱小是他们的职责所在。

因此，我想塑造的警察形象也是让普通大众可以信任和依赖的，他们有普通人的生活，也有普通人的无奈。支撑他们走到最后的，无非是对这份神圣职业的信仰。我希望，读者通过阅读这部小说，能够对警察职业有更深的了解、理解以及尊重。

业内人眼中的“发泄文学”

《法治周末》：刑侦类题材的文学作品及改编的影视剧很受市场及观众欢迎，你觉得目前刑侦类文学、影视作品有什么样的发展趋势？

余耕：大众对犯罪类题材文艺作品有一种天生的认知取向，这可以被视为天性，也可以视作大众对自身安全的一种生理需求。我们的文学和影视作品大多停留在暴力、贩毒等显性犯罪行为方面，对于隐性的、心理层面的犯罪涉及得不够多。比如，对于未成年女性性侵害犯罪应该被重视起来。电视剧《漫长的季节》触及到了这个层面。

《法治周末》：在平衡艺术和现实的关系上，你在创作中有何考量？在你看来，什么是判断一部作品优劣的重要标准？

余耕：“我笔写我心”，好作品乃至伟大经典作品从来没有标准，没有国家标准更没有国际标准。有业内朋友开玩笑，称我的作品是“发泄文学”，我觉得这是个非褒非贬的中性评价，起因大概是源于“余欢水”，一个被生活挤压到极限的中年男人的疯狂发泄。

其实，我倒是喜欢这样的表现手法，阅读文字跟观看影视作品一样，同样需要节奏，当情绪累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需要一个突破口来进行宣泄。如此，作者愉悦，读者也“爽”。我觉得小说创作就是一个文字游戏，既然是游戏，就有沉重也有轻松，有重压也要有发泄。